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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东方”第七届海峡两岸中青年篆刻大赛·篆刻说


溯源岭南印学


印学肇始于殷商,而盛于秦汉;经历了唐宋的衰落至明清的复兴,自晋迄明中叶,大师罕见。岭南印学的发展始终与中原一脉相承。从清代“黟山派”的形成到近现代岭南篆刻名家辈出,岭南印学最终自成一派,登上中国印坛。

源流,始于南越古国

研究岭南印学,从现有实物印章入手,最早是1983年南越王墓出土的11方文字印章。那是南越国第二代国王赵昧的陵墓。印章多为“摹印篆”,虽印面多带有田字和日字界格的秦制式,如“文帝行玺”,但据考证,皆为当年南越国自制。赵昧于公元前 137年汉建元四年即位,制“文帝行玺”印。这批印章便是目前能看到的2000多年前岭南印章的实物,制作精美,艺术水平已相当之高,对研究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特别是岭南印学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魏晋以后,岭南地区流传的印章为数不多,隋唐印章在出土和史籍中都没发现。现见到的三国东吴'始兴左慰’印,晋永嘉年间'牙门将军章’和'关内侯印’,南朝'周承公’六面铜印及宋'刘景印章’铜印等,无论在艺术水平和工艺制作方面都远远逊色于南越王时期。”(梁晓庄《岭南篆刻丛谈》)

繁荣,明清名家辈出

晚明时期广东出了不少篆刻家。在马国权的《广东印坛三百年》一文中,点到的知名篆刻家就有马元伯、郭安世、袁登道、朱光夜等 12 位,其中朱光夜的《朱未央印略》、袁登道的《道生印谱》两种得以保存下来。朱氏印章清丽工稳近于文三桥,袁氏之作饶有汉人风韵。至清代,广东印坛一派繁荣。作品淳厚苍雄直追汉印的首推黎简(1747-1799)、陈澧(1810-1882),惜作品流传不多。陈澧编撰有《摹印述》,他的嫡孙曾捐赠陈澧的6方自铸印给中山大学。作品深得汉印三味;黎简的印作,散见于他的书画作品中。值得一提的是,清中叶,广东南海出了个谢景卿(1735—1806),不仅印章深得元印精神,还精研印学,搜罗、撰辑《汉印分韵》续集,至今仍为策刻家们手中必备之书;乾隆三十七年(1772)进士广东清禹人潘有为(1743-1821)官至内阁中书,辑有《看篆楼古铜印谱》六卷,翁方纲把其编入《两汉金石印》中,可见影响之大。稍后的广东高要人何昆玉(1828—1899),协助陈介祺辑《十钟山房印举》……至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阶段的广东印坛相当活跃。一方面注重理性探讨,金石考证,著书立说;另一方面在作品创作上,力追秦汉是主流,兼有浸浮于元印、浙派的,但都能自具面目,犹如古典词曲,不论婉约如柳三变,还是豪放若苏东坡,都在艺苑中散发出自己的芬芳。



崛起,岭南印学自成一派

晚清的印坛,“黟山派”形成于岭南,至今影响着岭南。“黟山派”开宗大师黄牧甫(1849-1908)从安徽入粤,前后寓居十八年,“黟山派”就是其在粤期间繁衍形成的。翻开陈巨来《安持精舍印话》有:“近代印人,南有李玺斋尹桑、邓尔雅万岁、易大厂廷熹三君者,渊源所出,佥出牧甫,各有所擅,未可轩轾。”可证黄牧甫对岭南印坛之影响,可见岭南印人在近现代中国印坛的地位。百年来,岭南一直延续着“黟山派”印风,从李尹桑、易大厂、邓尔雅者众,如冯康侯、简经纶、容庚、黄文宽等。而这些有成就者,皆为学历、阅历丰富的饱学之士。

一长串闪光的名字,意味着岭南印坛的历史地位和格局,每一个篆刻大家,无不以其自身的学识修养、阅历经历、把社会生活、自然现象,筛滤升华凸显于小小的方寸天地,自成一家。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看到了明中叶特别是晚清以来,岭南印坛出现的可以说是彪炳中国印学史的篆刻大家;民初的岭南印坛,亦成为黟山派的天下。在一个中西碰撞、新旧交替的时代,广东与其他篆刻比较有成就的省份一样,为中国的印坛作出了不小的贡献,篆刻家们开创并续写着一部流光溢彩的岭南篆刻发展史。从本质上说,在这一时期岭南篆刻与岭南画派一样,虽然有着艺术手段、表现形式、创作题材等方面的不同,实质上都是客观反映着对传统文化元素从继承弘扬到消化提炼并发扬光大的探索过程。体现了“折衷中西,融汇古今”的艺术精神,作品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充满着改革创新之风,被誉为与北京、上海成三足鼎立之势。

学者,推动金石篆刻的发展

清代岭南印坛的兴盛,除了事物发展的盛衰规律,以及上述这些才华卓绝的篆刻家上下求索之外,到岭南赴任的“学者官员”对清代岭南金石篆刻的推动,功不可没。

翁方纲,乾隆二十九年(1764)任广东学政,寓居南粤八年。翁是著名的金石学家,他力倡金石之学,著有《粤东金石录》,为岭南印学的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伊秉绶在嘉庆四年(1799)出任广东惠州知府,倡办教育,多与文人学者切磋金石书画,曾为黄玥《鱼门印论》作序,影响岭南印学;前后在粤达八年之久的阮元,为嘉庆二十二年(1817)两广总督,他深于印学,常与印人学者分享其收藏的秦汉印章,营造岭南印学的良好创作氛围……在金石大家翁方纲、伊秉绶、阮元及稍后的张之洞等人的积极导引下,岭南金石学者辈出,古印收藏与篆刻创作逐步兴旺,促使了岭南篆刻不断走向辉煌,遗风流绪,至今不衰。

当下欣逢盛世,国家正在大力推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岭南的篆刻家,应该有作为时代艺术家的担当。“艺术要跟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振奋民族精神,引领社会风尚,让艺术成为时代振兴发展的积极力量;扎根岭南文化沃土,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努力打造品牌活动和阵地,发出广东篆刻界的强音,奋力将艺术情操和文化追求融入到新时代的火热生活之中,通过艺术创作自觉承续文化传统,不断注入新鲜血液,为篆刻艺术的传承与创新创造做出更大的贡献,在继承中创新,展现出独特的审美意趣和精神旨归。

文/蔡照波

        蔡照波,西泠印社社员,广东南方印社社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广东特支计划”宣传思想文化领军人才,广州新华学院副校长兼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院长、教授。曾任广东南方电视台党委书记兼台长、广东广播电视台副台长。第七届海峡两岸中青年篆刻大赛评委。



印宗秦汉——汲古才能创新


印章,这一独有的文化形式,在中国延续使用了数千年,一直被帝王将相、文人雅士所推崇。小小印章,不仅是地位的象征,更是文化的载体、历史的见证。“印宗秦汉”,以中华大地为本源的印章经过历史的发展到了秦汉印章,是中国印章史上的一座高峰。

秦印隽秀、汉印方博,穆如清风。不论是周鼎唐碑、还是秦泥汉瓦,无不承载着史诗般的中华文明,映射出中华儿女传承历史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广袤无垠的黄土地上不仅仅长乐未央、美意延年,而且神气咸宁、与天无极!颗粟大千的秦玺汉印如根似魂,激励着一代代印人奋发前行!



元明时期,大批文人篆刻家以刀代笔,在刀与石的碰击中,在方寸之间,追求无形的精神升华。流派纷呈,中国印章艺术绵延不断,达到了第二次高峰,形成了汲古创新、篆刻大家辈出的时代——清代。清末一大批大师级金石篆刻家的涌现,促进了当代篆刻艺术的发展,使篆刻艺术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昌盛。中国篆刻艺术以其独有的物质——刀、石、笔、墨,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艺术品格,也是中华民族瑰宝之一。



西泠印社,创建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由浙派篆刻家丁辅之、王福庵、吴隐、叶为铭等召集同人发起创建,吴昌硕为第一任社长,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为宗旨,是海内外研究金石篆刻历史最悠久、成就最高、影响最广国际性的研究印学、书画的民间艺术团体,有“天下第一名社”之誉。现在在世界各地有社员500余名,他们在继承印章传统和创新篆刻艺术道路上为重振金石学不断的努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第七届海峡两岸篆刻展,一定会有传统与创新结合的好作品呈现给大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文/ 岐岖


岐岖,山西临猗人,1962年生于古都西安。师从赵熊、傅嘉仪,钟明善、李成海。现为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书协篆刻委员会主任,终南印社常务副社长,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西安唐含光门城墙遗址博物馆艺术总监,半坡印社名誉社长,蓝溪书院名誉院长。




难以复制的近现代海上篆刻


上海自清代道光廿三年(1843年)作为通商口岸开埠,从而进入近代化高速发展的新时期。商贸经济的蓬勃发展,加上太平天国运动、清民鼎革等诸多社会、政治变化因素,使上海城市人口急速膨胀。期间周边江、浙等地的印人纷纷迁居沪渎,以求谋生,寻觅发展机会。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交汇融合,由外埠与本地印人组合形成了空前规模的海上印人群体,共同携手,开创出辉煌的海上篆刻艺术,造就了近现代海上印坛一个多世纪的繁荣。

一、晚清期(1843-1911)

上海开埠后第一次人口的剧增,是由太平天国运动所引发。此时江南各郡的达官世族、豪商巨贾与文人士子四处寻求避所,上海成为他们首选之地。作为开放的东南都会,上海以繁盛的经济为依托,艺术逐步商品化,使“挟艺来游,旅食沪壖”者日盛。此时“四方宾彦”中有名家钱松、胡震、徐三庚、胡钁等,也有乡邦印人蒋节、陈守之、李尚暲、火惟德、何屿、蒋确、张定、张昌甲、童晏等,尤以松江诸县为夥。

开埠后随着上海城市商业中心向市区邑庙、租界一带转移,本邦与外埠印人在城厢聚集、交融,形成了初期的海上印人群体。其中客寓沪上的印人以浙籍最早最盛,他们有意无意之间将自己最擅长的浙派与个人印风带入了上海,对当时审美趣味相对滞后的上海本埠印坛,无疑吹来一股清新之风。

吴昌硕是较早进入海上印坛的印人之一,只是此时生计维艰,艺涯未隆。此外海上印人也是通过《申报》等媒体与各大笺扇庄悬例挂单,最早步入艺术商品化的群体,发达先进的印刷术为当时印谱出版提供的便利,为促成海上篆刻在民国间全面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民国前期(1912-1927)

随着社会动荡与政治鼎革,清末民初又引发了人口大规模迁移的风潮。上海作为移民中心城市,聚居着大量前清遗老、世族名流和志士贤人,他们大多来自经济发达、文化水准较高的苏南和浙北等地区,富有优良的文化艺术素养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其与诸多雅好传统艺术的商业成功人士一齐,形成了新兴的艺术品消费与传播群体,使沪上产生了“乞书画者纷至沓来,市廛之地,俨成风雅之场”的景象。活跃、繁华的商品化大都市环境,更吸引着江、浙、皖诸多印人来沪寻求发展,其中以吴昌硕成就最巨。

吴昌硕诗书画印四艺绝学孤诣,真气勃发,开拓出前无古人的篆刻新境界。定居沪上后功力愈加炉火纯青,步入了其艺术生涯的巅峰时代,无可争议地夺得了海派艺坛的盟主地位。此外吴昌硕门弟众多,流派传承后继有人,艺术生命得以代代赓续。著名弟子有徐新周、赵古泥、赵云壑、李苦李、费龙丁、钱瘦铁、沙孟海、王个簃和哲嗣吴涵等,皆学有所成,为弘扬吴派篆刻做出了不小贡献。从民国创立至1927的十六载,吴昌硕岿立于海派印坛之峰巅,如日中天,无人比肩。



三、民国后期(1928-1949)

上海从1927年7月成立特别市至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前的十年,是其向现代化城市转型的重要发展阶段,彼时造就了上海城区规模和都市文明,进一步强化了上海成为全国最大经济贸易与文化中心的地位。大都市独特的生活魅力,深深吸引着各地域高层次、高水准的文化、艺术精英群趋沪上。江、浙等地印人也从早先仅为谋生迁徙,逐步转变为主动追求都市物质生活而来沪落籍定居发展。上海以海纳百川的开放姿态来消化、接纳、融合各种篆刻艺术风格,并成为诸多印风的交汇点。

民国海上印坛自吴昌硕后俊彦踵起,群星璀璨,进入了又一昌盛时期,其中代表人物为赵叔孺、王福庵、陈巨来、方介堪、邓散木等。其中赵叔孺出于四明望族,早岁苦研秦玺汉印,精心结撰,卓然成家。寓沪后风声所树,学人仰之,慕名请益者如陈巨来、方介堪、徐邦达、叶潞渊、张鲁庵、陶寿伯、方节庵等先后来萃,门弟列籍有六十人,成绩斐然。

王福庵自1930年冬辞去南京印铸局之职回沪,成为其职业篆刻生涯新的起点。王福庵铁线篆朱文多字印,结构茂密严谨,线条圆劲稳练,风格娟秀工致,世罕匹敌,艺涯长盛不衰。

民国后期,吴昌硕一脉中的晚年门弟钱瘦铁、金铁芝、王个簃及再传弟子邓散木等纷纷脱颖而出,逐渐成为海上印坛的中坚,其中邓散木作为后起之秀,篆刻创作异常活跃,影响广泛。其承赵古泥之神工,篆刻参融印玺、封泥、陶砖、瓦当,章法离合稠叠,变幻万端,刀法雄浑刚健,奇肆纵横,给观者以强烈的视觉冲击。

民国海上印坛星光辉映,即有吴昌硕、赵叔孺、王福庵等重量级人物,更有众多功底扎实的小名家,不论在印人之数量、技艺之精熟、风貌之繁盛及印谱制作出版等方面,海上篆刻艺术之高超是其它地域望尘莫及的。许多发韧于四十年代的海派印人,其篆刻艺术生命多延续至七八十年代,成为新旧交替、承前启后的重要代表。

四、1949-1976

五十年代初期,人民生活渐趋稳定,经济逐步发展,但随着篆刻界原先客户群体的消散,金石书画社团与各大笺扇庄的解体,印人为谋生计不得已另觅途径,欲在新的公职中求得一份稳定的工作,造成了部分海上印坛人才的流失。

此时印人篆刻创作以毛泽东、陈毅、鲁迅、瞿秋白等革命领袖、进步人士的诗词、格言、笔名及宣传标语为主,出版的印谱有海上印人合刻的《鲁迅笔名印谱》,方去疾、吴朴堂、单孝天合刻的《瞿秋白笔名印谱》《古巴谚语印谱》《养猪印谱》,钱君匋的《长征印谱》等,时代特征鲜明。此外来楚生的异军突起也成为此阶段难得的亮点,其晚岁匠心独运,所作生肖、佛像等印,古朴简炼,神情毕现,独树一帜,成为吴昌硕之后,开创一代印风的海上大家。

五、1977-2020

1976年后印学重光,海上篆刻迎来了又一全盛期。此时王个簃、朱复戡、陈巨来、钱君匋、叶潞渊、高式熊、方去疾等老一辈印人艺术重获新生,新生代也英气勃发,开始崭露头角。经过几十年艰苦的探索创新,像韩天衡、童衍方、刘一闻、陈茗屋、徐云叔、吴颐人、陆康、吴子建、孙慰祖、徐正濂等海上印人不负众望,树立了各自鲜明的篆刻风格,使海派篆刻在当代印坛的重镇地位得以充分体现和巩固。此外层出不穷的篆刻展览与海外交流,以及上海书协与海上印社等印学社团在篆刻方面所做的多项活动,也为弘扬传播海上篆刻艺术起到了极大推进作用。

海上篆刻艺术自开埠以来已经历了近一百八十载,经过数辈海上印人不懈的开拓与努力,使名家辈出,大师林立,取得了极其卓越的成就,为近现代篆刻艺术发展史谱写了极其辉耀的篇章。

文/ 张炜羽

        张炜羽,现为中国篆刻艺术院研究员,西泠印社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文联委员,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篆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上海韩天衡美术馆馆长,海上印社理事兼艺术委员会委员,上海浦东篆刻创作研究会副会长,嘉定区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第七届海峡两岸中青年篆刻大赛评委。





明清福建篆刻举隅


中国篆刻印章按现今发现的实物及学者考证来看,至少在殷商时代,就已作为权力的象征和交往的凭信在使用。

福建地处东南一隅,古为蛮夷之邦,经济、文化发展不若中原、江南,文化交流也受影响,但是自古多文人雅士,篆刻一道也早有传续,名家辈出,出现莆田派、漳浦派、林鹤田派等彰扬于明代后期,早在宋、元即有篆刻家留名青史。

福建篆刻在中国篆刻艺术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其中缘由值得深入探讨研究。福建篆刻的兴起、发展,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文化环境与政治环境息息相关,其发展历程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

清林霔在《印说十则》中评闽人篆刻言:“吾闽自练元素、薛穆生、蓝采钦三家外,虽名流辈出,而合于正派者益寡,以人之好奇者多也。如世所称莆田派者,狐禅外道,不足为重。”

此论从坚守传统视角看,或贴近事实。以致林乾良先生在其著作《福建印人传》一书中认为此语“二百年后之今日观之,仍感亲切”。对这里的“亲切感”,既可作语言直白、自然可爱解,也可解释为识见的认同。

在印史发展中,创新与传统历来是互相依附存在着的,现我们对明清时期福建篆刻状况,从创新角度作新的审视辨析,或许会有新的认识。



1、周亮工与闽地印人

周亮工为明末清初著名的官宦文人。顺治四年,周亮工领职福建按察使,后任福建左布政使,驻守福建八年,政务之余喜结交闽地印人。

周亮工在《印人传》一书中,记载了他与闽地印人的交往,包括江皜臣、林晋白、薛宏璧父子、黄子环父子、陶石公、沈鹤生等等。

因而论福建印史,不能不提周氏的贡献。这些印人中,有的依此而常被选入印史评述,有的虽被周氏评价甚高,但终因缺少可实证印例而遭忽视。

《印人传》记载:刻玉印家江皜臣,“治玉章真能取法古人而运以己意者,即其乡人何雪渔尚不能规模之,况其下者乎?”从者陶石公,“泉人,从学于皜臣最久,颇能得其传”。可惜对陶石公印技的着笔不多,但两人均有印入编《明清篆刻流派印谱》。

薛宏璧、名居瑄,其先盖闽之晋江人,后籍侯官。周亮工见到薛宏璧的时候,薛氏已是七十余岁的一位老者,工印章四十年,却无人知其名,然以周亮工眼光来看,“宏璧之技直入秦汉人室,远出诸家上”。这样高的评价,使笔者顿生一睹薛宏璧其技之奢望,惜难于实现。

2、黄子环创《款识录》与漳浦派

明末有漳浦印人黄枢,字子环,善以商周金文入印,所辑印谱即名《款识录》,时人以“款识录”称之,周亮工称其“凡金石、典册,靡不精研、辨证” 。

印谱后失传,所以他的印章不可见。他是黄道周的本家人,据说黄道周用印多出自黄子环之手,现黄道周书画上大篆一路印章,可以推想为他的印章面目。

当时还有漳州印人沈鹤生、刘履丁(渔仲)及其子克侯,均师法黄子环,成一时风气,时人称其为“漳浦派”。

后人对黄子环与漳浦派印人,似乎贬多于褒。其实同时代的周亮工对黄子环的评价还是十分高的,他以发展眼光看待现象,从历史变革来评论,自然胜人一筹。

他在《书“黄济叔印谱”前》有一段议论。这段叙论十分精彩,一是以诗派之变故拟论篆刻之变故,推之为势之所然;二是以变革之观念,推崇黄子环、沈鹤生的矫枉使命,充分肯定其言之有故、执之成理的执着劲。



3、许容与《说篆》

许容,字实夫,号默公,江苏如皋人。1683年入闽,官福州府检校。检校官位较低,在九品以下。他在福州为官时间很短暂,前后不足一年,终因仕途失意,离闽浪迹天涯。

所以他的篆刻风格对福建印坛影响不大,主要篆刻活动在苏鲁京豫一带,但他早期印作受过莆田派熏陶。

他的印学著作有《印略》《印鉴》《说篆》等,前二种不见流传,后一种被收入顾湘《篆学琐著》。《说篆》原著为《许氏说篆》,分《篆体原始》《篆体正宗》《篆体奇赏》三卷,成书约在1675年。

《篆学琐著》所收《说篆》仅录1900字,约为《篆体原始》一卷的五分之二。《说篆》多摘录前人论篆刻之著作,如“笔法三害”“刀法六害”等,但也有言前人未言处之见解,如“朱文不可太粗,粗则俗”;白文若以朱文法刻,“则太流动,不古朴”等等。

4、林皋的治印思想

清代初期,林皋是江南地区影响最大的一位印家。韩天衡师和张炜羽兄合著《中国篆刻流派创新史》这样评论道:“在程邃之后及丁敬浙派未兴起的康熙中叶至雍正年间时,江南印坛最著名的篆刻家莫过于林皋了。”汪启淑有言“两浙久沿林鹤田派”,可见其影响之长远。林皋也是元朱文前承明末的汪关、后启赵叔孺、王福厂的继往开来人物。

林皋(1657-1726后),字鹤田,一字鹤颠。其先祖为福建莆田人,因官于常熟,遂定居此地。他一生似未回过莆田,篆刻也未受福建印坛影响。但他的《宝砚斋印谱》有莆田印家吴晋的一篇序在。

吴序称:“海虞林子鹤田,与余友钱湘灵先生善,昨秋同遇秣陵,因留予一砚斋四逾月,前后所作不下三四百枚。林子入印,全用汉篆,适与雉皋黄济叔同,而篆体笔力,又大能合古法者也。”序后记时为“壬戌谷日,秣陵弟吴晋纂”。

吴晋,字平子,亦莆田人,寓居南京,游周亮工之门。吴晋作此文距认识林皋才半年不到,文中只有给予林皋开阔的见识,看不出曾授法于皋,倒是林皋的用篆笔力,大受吴晋赞赏。

吴晋序《宝砚斋印谱》记甲戌(1692)十月,林子复来止余西斋,契阔风雨,追数昔游,三日后将辞之润州,渡江为淮南游。

林子告其曰:“技虽小道也,然别之,以正其体;审之,以善其势;离之,以发起韵;合之,以完其神;纵之,欲其势;收之,欲其藏;开之合之,而不悖乎理;变之化之,而不诡乎道。非是,不足语于斯也。”

林皋这一段话,深刻总结了他的刻印经验和治印思想,足可发人思索,引以为鉴。

文/叶林心

      叶林心,1966年出生于福州闽侯,师从韩天衡先生。福建商学院艺术设计学院院长、教授。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寿山石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福建省篆刻学会副会长、福建省寿山石文化艺术研究会副会长等。连续七届担任“海峡两岸篆刻大赛”评委,福建省政府“百花文艺奖”书法组评委、福建省篆刻展评委等。主持课题《福建篆刻艺术的主要流派演变与现代创新研究》获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中国篆刻》课程获2021福建省级本科一流课程。出版有《中国篆刻艺术探究》《林心印语》《玉语心愿》《石语心愿》等十余部专著,主编《韩天衡鸟虫篆印集萃》《八闽非遗艺萃》等。




他山之玉——域外高古印初探


印章早于文字很多年就出现,印章是原始社会私有制产生的具体表现之一。原始社会出现私有制,人类开始有对物权的渴求,所以印章就出现了。很简单的道理,我的印章打在一个物品上,那么这就是属于我的物品。在这个基础上,就出现了平民印章,不管是最早的几何纹样还是后来比较复杂的动物纹样,都是私有制主要的产物。

中国文化以外的印章主要有几个大的分布区域:地中海东岸、两河流域、小亚细亚、印度河谷、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再次延续到西亚、中亚,大致这样一个流传脉络,这些印章,早期起源甚至早于中国印章几千年。



公元前7000年前后,印章起源于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西南,根据这些地区出土的印章和封泥的位置和分布状况,其最初是用于标识私人物品的所有权,尔后随着社会结构的发展,印章的应用领域才逐渐延伸到贸易和行政。同时印章伴随着文明之间的文化和贸易交往,印章的使用也逐渐扩展到世界各地。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西方雕塑感在印章上的表现极其重要。在这个时期,产生了很多印章,包括带有印章作用的装饰品,比如说戒指、项链、耳环,这都是欧洲文明的起源,这也是印章从两河流域西传的一个产物。之后随着地中海全境希腊化,亚历山大大帝的马其顿东征将希腊文明再一次强劲的往东传播,虽然说这个帝国持续的时间很短,但是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希腊文明一直传到了古印度,所以很多古印章都是在马其顿帝国解体之后,在东亚西亚建立起来的大大小小的军阀国家,其中最著名的是贵霜、萨珊。虽然是波斯人建立的国家,但是它的文化却模仿了古希腊,所以可以从贵霜和萨珊印章看到很多模仿古希腊所制作的印章,还有一些特殊的,类似于球形或者半球形的印章,这种印章我们中国人称为印珠,很多外国人最早接触的就是这批印珠,因为它存世量最大,而且距离中国最近,就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而且大量出土,到现在还是这样。

我们一直在探索中国印章文化和西亚中亚印章文化的交接点,而不是纯粹去收藏国外印章,我们是在寻找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东西,我们并不支持西风东渐,我们也不强调东风西渐。我们在文化研究上要有一个宽容的态度,理解文化会有相互作用,你影响到我,我影响到你,东西方文化一直都有一种交融作用。



中国的印章有一个优势,是欧洲没有的。中国有汉字,汉字中最重要的有一个指意的功能,我们说阳春白雪、下里巴人,能包含一个很大的含义和范围。这是外国人做不到的,外语单词就是一个单词,不但是单词的含义容量小,而且单词的字母的数量很大,所以没有一个非常好的使用方法。所以到了晚期,他的印章只能往图案印章上去发展。慢慢的,从一个比较广泛的平民化的印章,变成一个特等阶级化。大家可以看到,到中世纪以后,印章几乎都是权力机关在使用,比如说教会、贵族,平民已经不使用印章了。在19世纪,欧洲印章又有一个大的复兴,我们叫新古典主义的复兴。因为在19世纪,有全世界范围内的探险考古发掘高潮,这时期他们发掘了很多的遗迹,比如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遗址等,在这些发掘中,他们看到原来古代有那么多灿烂的印章文明,所以在19世纪也制作了很多模仿古代这些印章的东西,这些东西也是非常灿烂的,但这已经是欧洲印章的流觞了。

文/韩回之

 韩回之,字无极。现为韩天衡美术馆艺术总监、西泠印社社员、中国艺术院篆刻研究院特约讲师、民主建国会中央画院院士、浙江省青田县石雕技术学校名誉校长、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市吴昌硕艺术研究会会员、上海东元金石书画院秘书长兼理事、福建商学院客座教授、上海浦东篆刻创作研究会理事、上海香梅画院画师、传统文化推广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