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福建省龙岩市东兴桥巷6号仰崑书院，苏祺的孙子苏国站在井边，指尖示意着井壁一处不起眼的凹陷，一段藏在龙岩老宅子深处的抗战往事，便随着他的讲述，一点点从历史尘埃里鲜活起来——这里曾住着一位特别的“客人”，他就是台湾义勇队的李友邦将军，而这座看似寻常的仰崑书院，也珍藏着两岸同胞共赴国难的记忆。
1942年，浙赣战役爆发，台湾义勇队从金华转移，于10月中旬抵达龙岩。李友邦将军在龙岩的第一个住处，便是苏祺的祖宅仰崑书院。为何会选择这里？这看似偶然的选择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渊源？
据苏国回忆，当时苏家祖宅占地2000多平方米，房屋众多，且家中不少人外出经商，空出的大批房间恰好用来安置台湾义勇队队员。其中的仰崑书院小院落，便留给李友邦将军与爱人严秀峰、岳母一家居住。也是在1942年，依托祖宅闲置的空间，龙岩农校在此创办。自此，台湾义勇队队员便常与农校师生一道，在书院的院子里共同生产、劳动、训练。
据福建省档案馆编撰的《台湾义勇队档案》记载，当时台湾义勇队移驻龙岩后，生活十分清苦。李友邦曾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去函，提到队员们“栉风沐雨，冒险犯难者已逾五年”，待遇远逊于其他机关，维持最低生活都十分不易。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被困难打倒，而是开展了生产自助运动。队员们动手垦荒，栽种粮食和蔬菜瓜果，还养猪、养鸡鸭，编草鞋、织草帽等。据《闽台关系档案资料》记载，到1943年，义勇队已垦殖达13亩多，还有两所青年农场。
即便在这样艰苦的抗战岁月里，仰崑书院的日常生活中，仍藏着不少暖心的细节。李友邦将军为抗战事务奔走，经常深夜才从外面赶回书院，又怕开门声惊扰熟睡的妻子严秀峰，苏国的爷爷苏祺看在眼里，便特意在院门上布置了个小机关。
李友邦在龙岩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创办《台湾青年》刊物，向民众传播抗日思想，呼吁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这份投身家国的热血，也深深感染了苏家子弟——苏国的大伯苏振楷、二伯苏振文先后加入台湾义勇队。其中，苏振楷是1942年首批加入义勇队的龙岩知识青年，后来担任台湾义勇队驻闽南地区宣传队队长，奔波于闽南各地开展抗战宣讲；苏振文则留在龙岩，身兼台湾义勇队驻龙岩农校指导员与农校军训教官二职，一边引导学生参与抗日宣传，一边教学生军事技能。
在龙岩的这段时光，对台湾义勇队而言，不仅是咬牙坚持的艰难岁月，更是队伍发展壮大的重要节点。据《台湾义勇队队员名册》统计，1943年队员达301人；1945年，队员增至381人，编为4个区队，成为台胞参加祖国抗战斗争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持续最久的力量。李友邦也因为领导义勇队抗日功绩突出，被正式授予陆军中将军衔。
1942年，临近过年时，李友邦在苏祺家中写下春联：“文章千古业，孝友一家春。”他特意将杜甫“文章千古事”的“事”改为“业”，把抗日救国的担当凝进笔墨；“孝友”二字也藏着心意，是他与苏家的深谊，更是乱世里同胞相携的温暖。后来字迹慢慢褪色，苏祺总记着那段共患难的日子，便一遍遍细细描摹，让墨迹重新鲜亮。也正因这份珍视，如今我们再看这副对联，不仅字迹依旧清晰，更能从笔锋里读懂李友邦当年的家国担当，对胜利的深切渴望。
如今，龙岩城里仍留存着这段历史的印记——“三苏故居站”公交站。苏国带着我们走到站牌下，指尖指着“三苏”二字：这说的正是他的爷爷苏祺，还有加入台湾义勇队的大伯苏振楷、二伯苏振文。每当苏国看见公交车从站牌前驶过，爷爷当年的话总会涌上心头：“李将军他们不是‘客人’，是一起扛过难的‘家人’，这段日子，不能忘。”
台湾义勇队在龙岩的岁月，是两岸同胞共御外侮的鲜活见证。李友邦将军与队员们的身影，早已深深铭刻在龙岩的历史长河里，也定格在两岸人民共同的记忆中。他们的故事，始终激励着后人珍惜当下和平，为两岸和平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接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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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黄国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