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里的“义勇”记忆

1939年2月，台湾著名爱国志士李友邦在金华成立台湾义勇队、台湾少年团。

在金华城区活动了一段时间后，随着队伍的壮大，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又先后转移到仙桥乡下牌塘村、东孝乡尖头塘村等地活动，并在当地开展医疗救治。

下牌塘村现属金东区赤松镇，村中心有一幢占地近200平方米的古民居，柱子上挂着金华市文物保护点的牌子。虽然房子闲置着，但角角落落被打扫得清爽干净，房梁、柱子等处能看出新修缮的痕迹，这里就是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曾经的驻地。

古民居西北角的房子里住着一名叫严娇苏的村民，今年81岁。她说，通过老一辈人的口口相传，台湾义勇队队员们的故事早已耳熟能详。

医疗工作是台湾义勇队的主要工作之一。最初，义勇队在金华酒坊巷设立医疗所，义务医治伤病军民。不久，又在金华乡下设立诊所和巡回医疗队，方便为广大农村病人治病，下牌塘村就设过诊所。村民邵国强说，父亲邵小明十几岁时，曾亲眼见过义勇队队员在村里治病救人。他还听父亲说，义勇队队员经常帮助老百姓挑水、扫地，看病不要钱，还送药。

98岁高龄的村民邵有海对台湾义勇队还有印象：“当时我们都很小，只记得他们跟村民很亲，对于他们的事村民都很保密，主要为了保护他们。”

1940年夏天，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又迁到尖头塘村。

台湾义勇队队部设在尖头塘村的“清静禅林”，这是一座相当大的庙宇。根据台湾义勇队队员回忆，庙宇大殿的石柱上贴着富有抗战精神的对联，右边的厢房是客房，也是大家学习的地方，挂着两张有战时教育意义的图，即《新兵器常识图》和《一九四〇年的世界形势图》。平时，队员大部分时间在外工作，进进出出。

台湾义勇队队部设在庙宇里有两年时间，因此，当地村民叫它“抗战庙宇”。附近村的村民钱永祥曾帮助台湾义勇队烧饭，1942年台湾义勇队撤退时，也随队去了福建龙岩，直至1944年才回家。

如今，“抗战庙宇”已不存在。前些年，因旧村改造，尖头塘村也已整村搬迁，合并到山垅头村，原村址现建了厂房。

到金华不久，正逢浙江省动员委员会、文化事业委员会号召开展“文化人献金”运动，王逸客积极响应，慷慨捐款。但过了没多久，王逸客因积劳成疾，不幸病故。当时，台湾义勇队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并将他安葬于该村的后金山背。

眼前这片种着苗木的田地就是后金山背，这里原是下牌塘村民的墓地，村里祖祖辈辈都安葬于此。邵国强曾见过王逸客的墓，他回忆，当时王逸客的墓是整个墓地里最大的。在农村，墓越大就意味着对死者越尊重。

如今，王逸客的墓碑陈列在台湾义勇队纪念馆。墓碑裂成上下两截，正面写着：故同志王逸客先生墓，1940年6月15日台湾义勇队立。

还有一名台湾义勇队队员永远留在了尖头塘村，他叫高甦。

《台湾先锋》第一期刊载有高甦的《我们在浙东》一文，叙述了他在浙东前线战地工作队的经历。1940年2月，高甦从前线带着重病回来后，一直卧床不起。在他病重期间，李友邦隔一两天就去探望，殷殷嘱咐“好好医治”“药这儿既然没有，可到宁波去买”“要尽最后的努力”……

1940年7月，高甦去世。

台湾义勇队队员陈湘写了《悼高甦同志》一文，发表在《台湾先锋》第四期：“他在临死前还忘不掉事业，忘不掉自己对这时代所肩负的重任……他至死还在怀念着伟大辉煌的工作……这种献身革命的牺牲精神，是堪为我们的模范的。”

2011年，高甦墓碑被发现，后移交给金华市文物局。

李友邦与严秀峰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尖头塘村。

严秀峰是杭州人，17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因在东洲保卫战中冒死传送军情，被称为“抗日花木兰”。1939年，严秀峰在金华结识李友邦，1941年，两人喜结连理，谱写了一段战地情缘，成为远近知名的“烽火侠侣”。

一段影像资料显示，2001年，严秀峰曾回到尖头塘村寻访。她回忆：“我们在这里住的时间比较长……我女儿就出生在此。”

在《跨越海峡的情怀》一书中，严秀峰也写下了尖头塘村的相关回忆。她写道，1942年春末，自己在村里开始临盆阵痛，经过4天的辛苦，诞下与李友邦的第一个女儿，他们为她取名李効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