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同心 武夷为证

福建武夷山苍屏峰岩壁上，“打倒日寇 保我中华”八个大字历经80多年风雨洗礼，依然清晰可见，仿佛在诉说着两岸同胞共赴国难的热血记忆。

1938年5月，金门、厦门相继被日军攻陷，福建省政府将散居福州、漳州、泉州、晋江、石码等地的400余名台胞，先后组织迁移至崇安县（今武夷山市）安置，并成立了“台民垦殖所”，附设“台童教养所”。

这一特殊时期的安置措施，既是为了保障台胞安全，也是战时集中管理的需要。据档案记载，台胞主要居住在文庙、民权路一带（东峰街125号周边），由省政府统一拨付膳食经费。随着战事吃紧，后允许台胞“在县境内自由谋生”。

1938年11月，李友邦从浙江来到福建工作，在崇安号召台湾同胞奋起抗战，并提出组织台湾义勇队。该号召得到了400多位台胞的积极响应，他们共同写了一封信给李友邦，表示“与其困守愁城，不如挺身抗日，用行动践行报国之志”。

1939年1月，经过长途跋涉，李友邦从福建崇安带着第一批台胞30多人回到了浙江，在金华成立了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截至1941年底，先后共有103位台胞从崇安出发，到浙江加入抗日队伍。

在武夷山市档案馆，保存着当年台湾义勇队队员朱春海撰写的《樟树制脑概要》。台湾义勇队中有许多像朱春海一样掌握专业技术的台胞，他们利用崇安当地的樟树资源，申请建立樟脑制造厂，发挥樟脑提炼的专长，生产战时需要的军火原料及当作动力的樟脑油。

这段尘封数十载的往事，也在一场跨时光重逢中得以重现。1995年，已经70多岁的严秀峰怀揣惦念来到武夷山，时任武夷山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宣传科科长杨瑞荣接待了她。严秀峰说自己此行心愿，就是循着记忆寻找当年台湾少年团与台湾义勇队生活、战斗过的印迹。也正是在她的带领下，这块镌刻着“打倒日寇 保我中华”的石刻终于被重新发现。

杨瑞荣仍清晰记得，严秀峰在岩壁前伫立良久，默然不语，而后缓缓开口：“杨先生，我站在这里，我在回忆往事。”

今天，在武夷山市列宁公园内的闽北革命历史纪念馆里，台湾义勇队的抗日事迹，已成为闽北红色叙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杨瑞荣告诉我们，此前馆中并未展出这段历史，直到近年来，台湾义勇队的相关档案被不断发掘、系统梳理，这段记录台胞与大陆同胞共赴国难的珍贵往事，才得以补充进展陈之中，让闽北的红色记忆愈发完整，也更显厚重。

而这段“补史”之旅的起点，正是1995年那场特殊的重逢——严秀峰重返武夷山，循着记忆寻找当年的印迹。这也让当地意识到，必须留住这段险些被遗忘的历史。武夷山市档案馆馆长李夷曾回忆，早年因未建成专业档案馆，台湾义勇队相关档案保存困难。如今通过数字化扫描等技术，档案既能妥善留存，也能被更多人看见。目前，馆内已整理出台湾义勇队相关档案22卷，共计198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