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南平市建阳区，现代居民楼与老城区的飞檐错落交织。这座城市里，深藏着80多年前的烽火记忆：一群台湾医者背负药箱，在浙赣战役硝烟中南迁至此，建立了台湾医院。
抗日战争时期，台湾义勇队先后在金华、衢州、兰溪建立三家台湾医院，这些旧址至今可寻，或知其大致位置。而在福建建阳的第四台湾医院始终未见确切踪迹，未知其所在方位。为求证这段历史，我们展开了寻访。
壹
档案溯源：南迁建阳的临时诊所
1942年5月，浙赣战役爆发，台湾义勇队被迫南迁。福建省档案馆资料显示，7月，他们抵达建阳。浙赣战役期间，建阳来往军民甚多，疫病流行，台湾义勇队附设台湾医院自浙撤闽后，即奉上级命令，在建阳设临时诊所（也称第四台湾医院，蔡人龙任院长）继续工作。此后，其他队员陆续南移，医务人员大部分留在建阳，直至抗战胜利。
台湾医院的医务人员以精湛的医术为前后方军民服务，军人、征属及贫苦民众就医一律免费，受到抗日将士和百姓的赞扬，人们亲切地称他们为“台湾医生”。
图为福建建阳各界向台湾义勇队附属（第四）台湾医院献旗。
1942年12月底的《东南日报》南平版，有一篇关于“建阳临时服务队”的报道。这支服务队负责建阳城区及周边乡镇流浪伤病官兵之收容、转入、诊疗与掩埋。文中提到，台湾医院医生也参与了伤病官兵的诊治工作。
贰
医者仁心：战火中的坚守
1944年1月出版的《台湾青年》
1944年1月出版的《台湾青年》刊载了《在台湾医院二月半》一文，文章作者叫翁承华，根据文中字句，应是当地的一名实习生。翁承华笔下，台湾医生的清苦生活令人动容：“常年不穿袜子，工余时间还要去荒山砍柴，太太们靠做手工补贴家用。”
1943年6月《前线日报》刊登的《建阳劳军委会慰劳台湾医院》证实了这一点：“该院成立已将一年，院长蔡人龙及医师10余人，均系台籍革命青年，军民多称赞。”建阳各界在端午节送去1000元慰劳金，却被医师们换成药品分给了贫苦患者。
1943年6月《前线日报》《建阳劳军委会慰劳台湾医院》一文
《台湾青年》1944年1月的报道《建阳各界筹募院舍基金》中写道：“台湾医院自1942年迁建阳以来，药费低廉不足以补消耗，致设施简陋。陈专员等18人发起筹募基金2万元，以助装修院舍。”这表明建阳第四医院拥有专门的诊疗建筑，尽管条件简陋，却是建阳军民重要的医疗依靠。
《台湾青年》1944年1月的报道《建阳各界筹募院舍基金》一文
叁
跨界担当：医疗之外的责任
院长蔡人龙的名字在档案中频繁出现。这位台籍医师不仅主持医院工作，还因精通日语，承担了与日军俘虏沟通的特殊任务。
1944年12月《台湾青年》刊登《从海上来的两个日本俘虏》一文
“建阳警察局今日送来两名日本俘虏，街上挤满了围观群众。”蔡人龙在文中回忆，当时他以“懂日语的医院负责人”身份，被邀请与俘虏谈话。这两人并非战场战俘，而是因渔船失事漂流至建阳的日本普通渔民。谈话中，俘虏的话让蔡人龙动容：“中国人如此爱好和平，日本政府为何要侵略？我们是被蒙蔽的，如今国内粮食恐慌，百姓都在饥饿中挣扎。”
台湾医院不仅治病，还在传递真相。衷涵分析，蔡人龙在文中写下的“日本人民的反战运动终将白热化”，并非空泛议论——作为台籍人士，他亲历日本殖民统治的苦难，更明白“侵略无赢家”的道理。而建阳警方选择将俘虏送到这里，既因医院能提供诊疗，更因这群台湾医者的日语优势，能让俘虏放下戒备，道出真实心声。
1944年3月11日《台湾青年》的报道
这种“跨界担当”，早已融入医院的日常。据1944年3月11日《台湾青年》报道，医院除了救治军民，还“节衣缩食，派员将粮食送往崇安，救济穷困老幼台胞”。衷涵解释，当时青壮年多随队作战，崇安留下的多是伤员与老弱，这些台湾医者自己都吃不饱，还把省下的米留给同胞。
寻迹路上，“无解”是常态。我们通过各种办法，仍然无法找到台湾医院的确切踪迹。尽管实物难寻，但南平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黄彧强调了寻迹的价值：“作为本地人，我原先不知道脚下土地曾有这些台湾医者。这些档案证明了两岸血脉不可分割——他们为救祖国而来，为护同胞而战。”
江水奔流不息，冲刷着80多年的岁月痕迹；建阳街巷焕然一新，但深埋的记忆永不褪色。档案中的字句已为那座烽火中的第四台湾医院，树立起精神丰碑。寻迹的意义不在于找到一座旧址，而在于铭记台湾同胞与祖国共赴国难的历史，传承两岸同心的精神，让跨越80多年的初心，在新时代继续书写血脉相连的篇章。
来源：福州广播电视台
编辑：黄国伟